此刻,我坐在理发店的等候区,上一次来恐怕是六七年前。这间店重新翻修了,我认识的理发师也早已不在这里工作。可能理发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次,它变成了一件关乎信念的事。
前些年来,我一直在「去依赖」,因为那段时间里,我逐渐相信「你对外界的依赖越少,就越自由」。所以,我逐渐不再用云服务,转而使用自己家里的服务器;逐渐减少使用依赖联网的软件,转而使用本地第一(local-first)的软件;研究如何在家无土栽培;研究如何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学习如何修理各种东西;甚至开始研究我所在区域的太阳能和地堡建设,以有个自给自足的住所;连工作方式也变得更加独立,学了不少不在我职责范围内的东西,于是不必依赖同事;生活中不再麻烦家人、朋友,所以交互和沟通也变少了;对其他人也越发冷漠,因为当我不想有依赖,自然也不希望别人依赖我。当然,我还留起了发髻(full man bun),这样不用依赖理发师为我打理头发,一切都向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好像都让我更自由了,但我后来才意识到,渐渐的,我越来越自我,世界缩小到了以我为中心、半径非常小的圈;我渐渐期待看到经过自己努力而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以及用其果实换取的玲琅满目的别样体验。这些让我变得孤独、变得不易满足,我被困在了一个更加不自由的地方。可怕的是,这些年来,我丝毫没有觉察是谁给我种下了这思想的种子。于是在我人生和职业生涯的双重困惑期,我开始了一次旅行,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旅途中遇到了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家 David Brooks 的书《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n)》,他谈到了道德生态学(Moral Ecology)。
道德生态,是特定时期、特定范围内的人对特定时刻、特定问题的集体反应。这种反应不一定成文,但如同准则一般引导着受影响的人群。古希腊、古罗马人对他们的荣誉有准则,他们希望有不朽的名声。19世纪末,巴黎的艺术家们创造了波西米亚准则,以颂扬个人自由和无际的创造力。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同一时期的英国却有着严格的礼仪、讲究体面的维多利亚时代准则。往小范围里看,我的匠人同事给公司留下了一种注意细节的文化氛围,人人以此为准;而某个嗜书如命长辈会给一个家庭留下诗礼人家的影响。道德生态微妙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在道德生态盛行的环境里,环境使人谦卑和慎言慎行。谁都不比谁更厉害。环境会告诉你自爱(自私自利、自恋)是邪恶的根源,就像《无问西东》里的王敏佳、或《Young Sheldon》里的 Sheldon,在文化大革命或单一宗教盛行的小镇,这些环境下过多的谈论自己,环境会认为你太自负。当一种文化极其极端时,都有它的毒性。道德生态文化环境下,往往滋生太多像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地方主义这样的问题。人们感到被群体从众的压力禁锢,被环境里意见的偏执折磨,很多人扮演着他们所分配到的社会角色,就像蚂蚁那种真社会动物一样。但他们不是蚂蚁,他们有思想和灵魂,于是他们的内心死气沉沉。
道德生态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们被创造出来,用来解决当下的问题。接着问题被解决了,社会盘旋上升,于是新的问题就会出现。旧的道德生态渐渐不再合适,它们不断僵化。于是环境里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反文化成员出现,不同的新道德生态竞争,动荡期到来。处于期间的人们会焦躁不安、觉得社会分崩离析,战争一触即发。最终社会会转向一种新的道德生态,如此循环往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ohn Steinbeck 在1962发表了他的旅游文学作品《查理与我(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他用他那特有的动人传神的笔触勾勒了二战后的美国,捕捉了很多,现在看来依然意味深长的瞬间。那些活力、希望、矛盾和问题跟当下的语境依然息息相关。而那段时间也恰好是新旧道德生态交替的时期。类似的还有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近距离观察一个街区平凡百姓的生活,从这一剖面观察日本二战后的重建和人们的精神面貌。这些地区的这段时间里,人们开始反思战争时期的那种「全国民众休戚与共」的道德生态,开始拥抱自由主义,它汲取了几世纪以来浪漫主义反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并使这种新的道德生态变成了现代生活的主流。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很显然接收到了这种新思潮。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群混迹公社和嬉皮士社区的年轻人再次借用了波西米亚文化,留着长发,歌颂青春、反叛、革命,性开放。不久之后,中国也有一群弄潮儿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扛着磁带机。
这段时期是有关解放的叙事,从战争时期的集体文化中解脱,从教条主义、政治压迫、社会偏见和群体一致性中解脱出来,追求自主、自由、真实(实事求是)。个人主义解放了女性和弱势群体,减少了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同性恋厌恶。如果没有这场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革命,恐怕我们今天的很多创新都无法实现,个人主义是鼓励反叛性和创造力的。
在继续讨论前,我想有必要给「个人主义」一个更加明晰的定义和框架。引用维基百科的定义: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强调个人内在价值的道德立场、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个人主义提倡个人(生涯)目标和愿望的实现,重视(个人思想与行动的)独立和自力更生,主张个人利益优先于国家或社会群体,反对社会或政府等机构对个人利益的外部性干涉。
这样的定义或许很抽象,下面我列举一些更加具体的表现形式:
个人主义道德生态下的个人会相对更受保护,毕竟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只要个人行为不触犯其他人的利益,什么行为都可以容忍,这样才能最大化个人自由。
人们应该忠于自己内心的价值,面对真实的自己,真实地生活。
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秩序不应由外界灌输,而是你自己去定义,你也无权评判别人的道德秩序。
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趋于单一化,这个标准被简单粗暴地压缩成——成就。因为大家的对世界、生命、意义的定义都不一样,衡量标准只能是看你做成了什么事。
被自由个体的自由表达欲滋养的消费主义。
偏爱科技胜过亲密关系的现代生活。
如果观察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就显赫的人,那些有自己的传记或去名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人,他们多半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一早就知道自己要努力的方向。但是他们的明亮一定能投射出很多阴影,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年轻人是迷茫的、不知所措的。在「自由、自我」的时代里,我们很少看到子承父志。年轻人要靠自己摸索出自己的职业道路,自己的社会团体,自己的信仰、价值观、人生伴侣、政治立场和社会身份,甚至性别角色。当年轻人们从有规训的校园走出来时,曾经的那些时间表和目标都消失了,在彻底的自由面前,他们开始了一场乐观的冒险。之所以说乐观,是因为高达96%的年轻人(18-24岁)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达到自己追求的人生状态。然而现实状况是恶老板、迷茫、漂泊、孤独和就业压力,以及他们干着急的父母。
参与这场乐观冒险的有两类人,这两类并不互斥,它们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按 Brooks 的说法,他们是「审美生活家」和「超常成就者」。
审美生活家们很忙碌,他们想要尝试各种人生体验,今天他在这儿参加火人节,下个月在那里参加冥想禅修,每周还有固定的水下自行车,半年后他会告诉你自己正在练习马伽术(以色列格斗术)。你可以在他们的社交网络里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自拍和美食,还有各种展览馆的藏品。Brooks 对这样的人生有着一针见血的论述:
问题在于,处于审美阶段的人认为,生活是可以体验的种种可能性,而不是需要落实的项目或需要实现的理想。他们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但永不停留。在审美的生活方式中,每一天都很有趣,但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支撑理论是,你应该积累经验。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只是一系列的冒险,你就会徘徊在你自己过往的情感、多变的心以及不确定之中。这种生活只是一系列短暂的时刻,而不是不断积累的成就。你的能力必定会被荒废,因为你的注意力过于分散。你害怕错过(FOMO,fear of missing out)。你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但你对未来的决策却是毫无希望的。
正如 Annie Dillard 所说:「你如何度过你的一天天,就是如何度过你的一生。」如果你每天都只是消费随机的体验,你就会开始感觉自己是一个零散的消费者。如果你想尝试生活这一杂货店中每个货架上的物品,你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挑剔的人,那种总是考虑自己和自身选择的自我陶醉的人,最终会被自我意识麻痹。
另一边,超常成就者也很忙,他们将毕业踏入社会后的成年生活视为学校的延续。如果硬要给他们一个人物画像的话,大概是这样:他们来自社会地位不错的家庭,排名靠前的名校毕业;他们有高超的应试能力,所以这让他们很适合报考竞争激烈的名校、应聘竞争激烈的公司;他们在名校时擅长赢得荣誉,在成年后去到名牌大机构里,也会遵循着赢得荣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的父母可以毫无压力地吹嘘自己的孩子在哪些金光闪闪的地方就职。
超常成就者们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擅长解决问题。但在面对存在性焦虑1时,他们选择把这种焦虑压到意识的水面以下,蒙头工作、抓住任何可能成功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只会问自己「怎么做才能成功」,但是不再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务实、功利、麻木、冷漠变成了他们的默认生活方式。麻痹的人将灵魂与生活分离,变得无欲无求,这好像很超然。但是,欲望才会使你具有粘性,欲望驱使你靠近你爱的人和工作。你多半也注意到过,很多人三四十岁的时候要比他们20岁的时候更加无聊和敷衍。诗人 David Whyte 写道:「工作,也许比寻找自我更容易迷失自我。」
自从 Ray Dalio 把「思想精英制度」(Idea Meritocracy)拉进职场语境里后,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挪用,甚至挪用的时候,把「精英制度」的前缀「idea」都扔掉了。在这种道德体系下,品格不再有关爱和付出,而是关乎自律性和生产力,它鼓励将一群有才华的人聚集起来相互竞争,它潜移默化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那些更聪明、更有成就的人更有价值。
但当这些超常成就者到了一定年纪,往往忽然开始迷茫,哪怕再物质富有,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图景,进退失据。他们幻想辞掉工作,迁往三线城市,或者以家庭为由退出激烈的竞争。再或者,他们原地踏步,依然努力工作,等待那些重新点燃他们的东西,让他们相信自己还有价值。丹麦小说家 Matias Dalsgaard 如此评价「没有安全感的超常成就者」:「这样的人,肯定没有稳定或坚实的基础可言,但无论如何,仍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构建出能走出自己问题的阶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无法在流沙上构建建筑。但这类人士不以为然,他们蒙骗自己,只要上面的工程继续进行,地基下面的问题就不会被发现。」
我在这两类「乐观的冒险家」里看到了自己和许许多多自己的朋友。John Steinbeck 带着他的爱犬去旅行,去寻找美国。我想我也应该离开我的书桌和工作,去旅行,去寻找自己。于是就有了这次旅行。临行前,我模糊地觉得我正在经历一种道德生态极端化所带来的挣扎。经过这次旅行,我似乎可以肯定我们正在经历。
我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见到亲人和朋友之余,我不禁感慨,原来个人主义在这片大陆上已经生长到如此极致的地步。长辈们不约而同强调成功和物质的重要性,甚至他们的理由和信念都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老朋友们也不再谈理想,干饭是第一要务,他们眼中失去了希望的光。
一切都似乎变得很便利,我花了两个礼拜才学会如何用 App 点外卖、叫跑腿、买高铁票、打车,还有各种打折券和营销活动该怎么参与和使用,怎么找到点评。在智能手机和 App 里,所有的交易和关系所涉及的摩擦成本几乎为零,于是「自我」在无摩擦的环境肆意舒展,在网络另一端的受者,大约过着过于苛刻的生活2。
一切又似乎变得很不便利,App 里不支持的流程就没法弄,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却一定要用手机,可以通融的事情也「因技术原因」无法通融,手机操作不利索的老人会受人白眼,人与人的距离也不再像看到的那么近。令我感到惊愕的是,人们来到快餐店里点餐,店员就在柜台后面站着,他们还是用手机下单,没有一句寒暄闲话。在餐馆吃饭时,你总可以看到成对成群的人坐在同一桌,各自埋头在自己的手机里,而不愿跟面前的人说说话。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人们变得更加陌生,舒适地躺在自己的圆圈里。
我走访了一线至三四线的很多城市,见朋友,观察咖啡店、书店和商场里的陌生人。我看到了不少「疲累的卷」和「无奈的躺」。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危机。Brooks 称之为 telos 危机。Telos 是个哲学词汇,意为目的、目标,它是我们会投身于某项事业,不知疲倦、不惧困难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曾经,我们跟着我们的父辈、导师或兄长寻找 telos,但在自由自主的现在,我们理应自己寻找。我们因为没有 telos 而漂泊、而焦虑。尼采说:知生之目的者,可坦然面对任何生之途(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endure any “how.”)。
谈话间,我听到了对诚信丧失信心,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彼此,无论是陌生人还是亲密的人,我们不再信任自己的邻居,不再相信自己的政党,不再相信国家机器和政府。不信任持续滋生不信任。当人们不信任彼此时,他们自然会得出这个结论——唯一可靠的只有自己,于是人人生活在自己的孤岛上。「还有什么寂寞,是比不信任更寂寞的呢?」小说家 George Eliot 一语破的。
我不光观察了现实生活,还去观察了网络空间。我看到了,不论是政治还是娱乐(当然政治也有娱乐化的倾向),都会形成自己的阵营。异己者就是敌对的、错误的,同志就是正确的。孤岛上的人通过网络找到了部落,便会为此战斗。个人主义催生孤独,孤独滋养部落主义。Hannah Arendt 在她的《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敏锐地观察到:「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在我看来,有组织有纪律的刷榜、抹黑、网络间的互掐,无异于恐怖主义。去年我还亲眼见过有高管在公司内鼓吹部落主义,当时我只觉得好像有些不妥,但无法言明为何。现在我知道了,部落主义者寻求肯定,以克服将要吞噬他们的疑虑。部落主义是社区文化的黑化孪生。社区文化建立在爱和奉献之上,而部落文化建立在对异己者的仇恨之上。部落主义是排外、盲目的,是孤独的自恋者的社区。
旅行到这儿为止,我可以确定,个人主义早已被添加到了我们时代的母乳里。我们喝得太多,有点极端了。那么,我该怎么走出这个山谷呢?Brooks 说:「在最困惑的时候,应该振作起来,独自一人走进旷野」他说这是历史上很多人试过的聪明办法。从理性来说,我当时完全不明白这么做的道理,但从感性来说,我有点「病急乱投医」,怀着不妨试试的心态,我真的踏上了去旷野的路:去不同的、陌生的地方,不联系家人朋友、独自停泊在旅店,靠近自然;去读那些我以前肯定不会拿起来的书;离开事物的中心、去到边缘。
事情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1月初的一天,阳光和煦、徐徐微风,当天我的计划是骑马去脚程三四小时外的大峡谷。峡谷在山的另一面,所以需要先翻过一座山,再穿越一片谷口平原,才能到达目的地。我穿行在针叶林中,步下马背,徒手攀越错落的岩石场,越过山峦,踏上了草原。随着旅程的深入,我心中的紧张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的松弛。马铃声在寂静而空旷的平原上撒了一路,没有什么比这更适合冥想了。在那片草原上,我感受到了两件事。
群山、树木、草原,这周围的一切都让我意识到我的渺小,似乎我的一切烦恼都不值一提。而事实上,它们也确实不值得烦心。当山峦展现在眼前,当波涛触及视线,此时你已不再身处山林幽径,不再踏于江河之畔。你已远离山河,以宁静的目光凝视着它们。自我观照亦是如此,它要求我们与自我拉开距离,深入旷野的怀抱,方能寻得那空间。
接着,忽然我开始有点明白 Brooks 说的东西了。我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我感到自我(ego)的边界开始消融,好像我跟周围的环境要融为一体似的。或者,与其说是我跟自然融合,倒不如说我放手了、舍弃了自我、听任自然的摆布了,但这个过程不像这些词听起来那么负面,我想比较适合的一个中性的词汇应该是 surrender。也有点像道教里的「无为」。
旅行回来后,我经常琢磨这种感觉,因为我想要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想写得这么飘渺。后来在电影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找到了灵感。少年蜘蛛侠 Miles 在学习蜘蛛侠技能时屡屡受挫,是一句话让他最终克服了自我,解放了属于自己的技能,那就是“a leap of faith”——信仰之跃,相信它,然后把自己交给它。
顺着这个想法,我又想到了大家可能学过的一些技能,游泳、滑雪、骑自行车,它们都有「信仰之跃」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要克服来自本能的恐惧,做反直觉的事情——我得先放松才能浮于水面(但我们常常因为紧张而浑身肌肉紧绷),我得向滑行的方向倾斜才不会摔倒(但我们常常因为害怕速度而往后仰),我得骑快一点才能保持平衡(但我们常常因为害怕跌倒而下意识减慢起动速度)。我要顺应自然规律,而不是依赖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因为自然不会根据我的想法运作。只有旧的自我消融了,才有空间给新我。荷兰天主教牧师、神学家和作家 Henri Nouwen 写道:
你正在经历一段不同寻常的时期。
你看,你受到召唤,走向孤独、祈祷、隐居和极其简朴。你看,就目前而言,你必须限制自己的行动,少打电话,写信也得谨慎……你可能不得不远离朋友、忙碌的工作、报纸和令人兴奋的书籍,远离这些不再让你害怕……很明显,你内心的某些东西正在消亡,而有些东西正在诞生。你必须保持专注、冷静,并服从你最佳的直觉。
信仰之跃教给我的是面对不确定性还能坦然自若的能力,就像滑雪或冲浪,你学会骑乘于不确定性3。如果仔细分析信仰之跃,其实它包含三部分:回望、自我消融、和承诺。
回望,倾听你的生活,找到信仰。蜘蛛侠在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之前,他仔细观察了自己的变化,确认了自己有超能力,扪心自问,知道自己希望打击犯罪,叔叔的那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萦绕耳畔。这是他纵身跃下、立志成为义警的准备工作。所以这种强烈的信念不来自于外界的灌输,而是你自己的生活。观察生活,而不是自我,思考:我擅长的是什么?我不擅长的是什么?如果不需要金钱、名誉、认可这些外部奖励,我会做什么?我是否有时戴上别人想让我戴上的面具,或者我以为别人想让我戴上的面具?
自我的消融,让自我变成你的仆人、而不是你的主人,让我们全身心投身于我们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让你面对真正的自己。美国作家 Annie Dillard 在她的书《教石头说话(Teaching a Stone to Talk)》 中告诉我们,「自我」这层坚硬的外壳是为了掩盖恐惧和不安,是为了赢得认可和成功。心理学家 James Hollis 告诉我们:「你的自我更喜欢确定性而不是不确定性,喜欢可预测性而不是意外,喜欢清晰明了而不是模棱两可。你的自我总想要盖过已经几乎听不到的内心的低语」。当你深入自己的内核,倾听内心的低语时,你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更原始的状态。你渴望关怀和与他人连接。这种渴望会让你主动靠近让你发自肺腑开心幸福的人和事,这些是你真正爱的人和事。
承诺,是因爱许下的诺言,因此承诺是不由自主的。它不同于合同,合同没有改变协议双方的人本身,最多只是改变了人的行为,而承诺则将双方拉进了一个新的关系里,一种心的连接,这种连接是人改变的动力。你不妨回忆一下让你产生变化的人,他们多半是你的父母、老师或导师,他们与你有着这种心的连接。承诺产生的连接让你有了新的身份,你是父亲或者母亲,你是丈夫或者妻子,你是医生或者律师。承诺由内而外改变了一个人。
承诺也是围绕着爱建立起来的脚手架,它在爱意动摇的时候持续提供支撑,限制和巩固我们的特定行为。蜘蛛侠纵身一跃的那一瞬间是心之所向,而坠落的过程对他来说就是这种脚手架,使他无法再动摇,只能激发自己的潜能。婚姻也类似,爱意正浓时你们选择结婚,婚礼让你们的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了这件事,领证让这件神圣的事又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在你动摇时,这些脚手架会约束你的行为、支撑你度过难关。
我的痛苦和迷茫来自于我太在意个人主义道德生态给我的想法,带着不纯粹的动机去追求一些热爱的东西,最后反倒顾此失彼,不但没有真正享受到追求热爱的过程,还因那些外部数据和世俗成就的观点左右为难。在各种各样机会的面前,我摇摆不定,不肯对任何一件事做出投入一生的承诺,于是在困难出现时,我便会动作变形。我本乐于助人,但是自我的外壳让我变得自私和冷漠。当想明白了这些,似乎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
「敬『第二座山』」,这是十月的某个晚上,我在一间酒吧跟朋友捧杯畅饮时朋友说的祝酒词。那两天早些时候,我与他分享了一些阅读《第二座山》的感想。在 Brooks 的定义里,如果说第一座山是关于构建自我和定义自我的,那么第二座山则是关于摆脱自我和舍弃自我的。如果说第一座山是精英式的——独自攀登,那么第二座山则是平等主义的——将自己置身于有需要的人之间,并与他们携手同行。第一座山是关于获取的,第二座山是关于奉献的。彼时,我的这位朋友终于在出海创业这条路上获得了阶段性胜利,本以为他会想着如何再接再厉,但没想到他在筹划着帮助其他创业者出海。
后来我收到他的信息,说感谢我鼓励他去攀登第二座山,他帮忙的出海项目获得了第一批付费用户,感到比自己的项目赚钱还开心,他说他也体会到了以前我帮助他时的快乐。这就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他人、反馈社区的人的反应。这似乎又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两位这次旅行时会面的朋友的消息,他们分别告诉我跟我聊完后又充满了动力和希望。前几天有个读者朋友来信说感谢我的文章,给他很多启发。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感。我知道了那个冷漠的自我并不是真正的我。最近读到心理学家 Elizabeth Dunn 关于赠予的社会实验4,帮助或服务他人、与他人建立起心的连接使我们快乐。
所以我坐在了理发店里,此刻我不再觉得依赖别人有什么不妥。相反,我感到我喜欢跟人们产生连接,愿意在排队时跟陌生人聊聊天,拥抱偶遇。理发那天,我还去了很久没去的越南餐馆,见到了如老朋友般的服务生,迫不及待地想跟他说说我出去旅行的事儿。在即将完稿的时候,我很开心,不仅仅是因为完成了这篇文章,而在于我完成了 gap year 的重要任务——找自己。
写在后面
这篇文章看似很私人,但我觉得「存在性焦虑」是很多人都在面临的问题,希望你们用不上这篇文章,希望那些正在经历的人能快些走出来。
另外,我不认为第一座山和第二座山之间是互斥的关系,为了某个事业付出、服务于那些需要的人不一定意味着无法获得世俗的成功,攀登第二座山也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自我。这不是非黑即白的,因此我尽量不去使用这个比喻。
过去一年,感谢朋友们伴随我阅读和思考,以及对透明盒子计划的支持。多亏你们的资助,帮我买了很多想读的书。一年前我想过全职来写透明盒子计划,但现在看,这并不现实。一方面它养不活我,另一方面我也想花些精力在动手创造上,最后一方面阅读、思考和写作其实是我很享受的一件事,我不想让它们变味。
我的 gap year 结束了,我也找到了我的「信仰之跃」,将开始一段新的冒险。是,我会变得忙碌起来,但不会跟透明盒子计划说再见,因为阅读、思考、写作不会停止,所以我依旧会更新,依然会尝试一些新的分享形式,依然想慢慢形成我们的小社区。但请原谅我慢吞吞的,毕竟有太多事情了。
这两天我又回顾了创刊号,在大语言模型的帮助下,当时说的「帮助打破语言造成的信息壁垒」,现在看来已经不太需要。但是「寻求真理」依旧需要。前些天我读到了这段话:
没有爱的真理是严酷的。没有真理的爱是多愁善感的。但如果你能在充满爱的支持下对某人完全诚实,那么你们之间就有了一种信任的关系。当人们彼此追究违反规范的责任时,规范就会得到执行。社区是通过浸透爱的责任感来编织的。
(Truth without love is harshness. Love without truth is sentimentality. But if you can be completely honest with somebody in the context of loving support, then you have a trusting relationship. Norms are enforced as people hold one another accountable for violating them. Community is woven through love-drenched accountability.)
我当时就想到了透明盒子计划,爱与真理是编织社区的经纬线。之前我似乎没有想到过爱,但其实,在我将自己放入读者和写作者的这层关系时,就已经有了正文所说的「心的连接」。我希望未来这里是大家分享思考和阅读的地方,是互相帮助、启发和关爱的地方。如果有朋友有想法,不管是出谋划策还是出力,请给我写信,或者直接在公共区域讨论!
这篇通讯发出去的时候已经2024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
感谢以下读者朋友资助「透明盒子计划」!
Finite State Machine, allen chen
0xEEEE, vino, Seuler, Hui Zheng, damoon, 方夜
Sen Lin, Jiaway Cheung, Anonymous, Rosa, Jaskni Huang, JP XUE, miro, Tao SHI, Tin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如Rollo May)使用「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来表示由于未能发挥生命潜能而引起的焦虑。「存在性焦虑」是一种模糊的紧张意识、烦恼,或许甚至由于某种原因使本来能够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所引起的「安静的绝望」(quiet desperation)。
很巧,前几天在逛书店时,就看到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写到,这些网络临工的处境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并且不会好转。
Mark Rober 在 2023 MIT 毕业典礼的讲话里提到了天真乐观主义(naive optimism),也许这是个更好的名字。
Dunn 前后做了多组实验,比如把$50给参与者,一批要求他们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而另一批要求他们把钱花在别人身上(请客、捐赠、买礼物都行),但两批人都必须在当天花掉这$50。最后回访的时候测试他们的开心程度,非常反直觉的是,大多数人觉得花在别人身上更开心,而且即便参与者在试验前说用在自己身上更开心,但结果却相反。在另一组600多人参与的调查发现,礼品花销占他们收入比例更高的人更开心。Dunn 团队还采访了获得几千美金奖金的人,也发现捐献那笔奖金的人要比把奖金留给自己的人更开心。这些试验隐约让我觉得有点幸存者偏差,而且相关性不代表因果关系,但我能体会到那些助人者的心情,也许 Dunn 是对的。